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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人

——我曾就學的寫作指導課

發布日期 : 2019-06-06 點擊次數 : 來源 : 《山東教育報》(綜合版)

羅樹華
  1963年,我考入曲阜師院(現曲阜師大)中文系。
  基于“寫作能力是師范院校中文系畢業生執教中學語文的專業基本功”的深切體認,有多年中學校長經歷的中文系李子虔主任,重視“實踐性強”的寫作指導課教師力量的配備。其他課多是一主講一助教,教我們寫作課的是一主講三助教。四位老師年貌有別,才賦不一,但都溫厚謙和,勤勉敬業;指導寫作,更是駕輕就熟,得心應手——主講王錫昌老師通曉為文之道,評點論析精當切要,助教任耀云、馬懷忠、林渭庭老師能詩擅文,增刪改換提筆即來。幾位老師不是自守一攤,各顯神通,而是為了“培養合格中學語文教師”的使命擔當,齊心協力,傾智盡責。我的作文本上,既有主講王錫昌老師用平正穩健的字句給予的辨瑜指瑖,也有助教老師筆帶感情的勾畫點撥。作文評講,無論主講執評,還是助教開講,傳達的都是老師們合議共商的意見、建議。
  如此熟諳業務、和諧盡職,彌漫著傳統文化氣息的教師組合,保證了寫作指導課“讀寫范文”的選編質量。回想那時的現當代讀寫范文,除魯迅、郭沫若、茅盾、夏衍、朱自清、葉圣陶等人的文學經典和毛澤東主席的政論宏文之外,多是老師們從報刊上精挑細選的反映當代現實生活和時代精神的佳構力作。通訊如魏巍傾情奉獻的表達人民心聲、奏響時代強音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報告文學如魏鋼焰為身在車間、志在廣遠、名播神州的優秀紡織工人趙夢桃作傳的《紅桃是怎么開的》;散文如嚴陣用生動的人物形象和詩情畫意的景物描寫表現革命老區人民為理想而奮斗不息的《牡丹園記》,楊朔禮贊勞動人民創造偉力的語言精致、意境幽婉、想象奇麗的《雪浪花》;小說如反映和平年代軍人嚴苛的訓練生活、堅定的理想信念、深摯的家國情懷的《開頂風船的角色》《刀尖》和《政治連長》;以及賀敬之的動人詩歌,馬鐵丁的犀利雜文,施東向的厚重文論《義理、考據和辭章》等等。可謂篇篇精彩,又各有巧妙。我們讀可含英咀華,寫有方向路標。
  “經典美文中的思想和寫作營養,必須融入勤寫多練的實踐中,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認識水平和寫作能力。”這是第一堂寫作課上老師對我們的諄諄告誡。所以我們的寫作練習,除了必須完成的練筆作業——老師們根據寫作訓練計劃安排的有明確目的要求的兩周一次的“大作文”,和學生自選內容、自定體式的一周一次的“小作文”;還有我們自行安排的日記周記、讀書筆記、作品評論和詩歌楹聯、散文小說等五花八門的課外練筆。
  對我們寫的“大作文”,老師每次都圍繞訓練要求,結合有關范文,對學生習作進行講評,肯定、鼓勵為主,指瑕、糾錯為輔。而在批閱作文過程中,卻一律“嚴”字當頭,心細如絲,不會放過學生習作中的任何錯訛缺失。1964年4月,即大一下學期,在一次寫人物的“大作文”中,為了體現訓練重點“細節選擇和心理描寫”的寫作要求,我調動日常的觀察和閱讀積累,寫了一篇4000字的虛構性習作《嬰兒的哭聲》。在兩個班100多人合上的作文評講課上,年近耳順、華發童顏、聲音渾厚的王錫昌老師,抑揚頓挫,從頭讀到尾,邊讀邊點評,對習作中的細節刻畫和心理描寫夸贊有加。可是,翻開作文本,看看不止一位老師寫的眉批旁批可知,習作中既有標點符號使用不規范(如破折號占一格)、用詞不當(如“肥胖的嬰兒”)、語意重復(如“父母雙親”)等毛病,也有前后內容“銜接突兀”的問題。甚至在和悅坦誠的任耀云老師執筆寫的行云流水、氣貫前后的總評里,在80余字的肯定性評價、50余字的修改“建議”之后,還明確告知這篇習作的兩大缺點:一是有些地方語言拖沓,“欠精煉”;二是“喜用文言詞”,并特別指出“這是個不好的傾向”。老師如此要求合情在理。因為老師們有言在先:(未來的)中學語文教師,作為“語文教育工作者”,不論在講臺上講臺下,也不論是口頭言說還是書面成文,都應能做出合乎規范的語言表達,基本要求是:一要用詞準確,表意明晰;二要語勢順暢,情真理正。
  對同學們的課外練筆,盡管老師講過“只要送交,一律歡迎”,但總有同學“按兵不動”,不愿“送交”。一次在系閱覽室見到馬懷忠老師,他向我問及此事。我告訴馬老師:同學們有的怕給老師添麻煩,也有的不好意思輕易拿給老師看。平時不茍言笑,說起話來則一腔真誠的馬老師微笑著說:“同學們不必想那么多。老師需要看同學們各種各樣的練筆。一來可以借此全面了解同學們的練筆情況,從中發現共通性問題,充實寫作訓練計劃和講評話題;二來也可以從中發現同學寫作中的喜好,以便給予個別指導,發展學生的特長。”馬老師這是實話實說。我讀了韓少華以精巧構思和輕靈筆墨呈現出溫馨社會風貌的散文《序曲》(“讀寫范文”),很感新奇,便用兩個午休時間寫了篇評論送到寫作教研室。王錫昌老師不僅做了細致的批改,還當面鼓勵我說:“寫作品評論,這就練到了點子上,可以一舉多得。對感興趣的作品,要讀透它,弄清它的真相,然后從你的興趣點中確定評論話題,再注意具體分析,正反論證。堅持下去,會有大的長進。對將來教授中學語文大有益處。”我沒問詢王老師的所謂“一舉多得”“大有益處”的含義,卻明確了老師指給我的練筆重點及注意事項。此后,我的課余練筆時間大多用在了作品評論的寫作上。例如,杜鵬程的特寫《夜走靈官峽》(“讀寫范文”),郭澄清的短篇小說《公社書記》(《人民文學》1963.11),通訊《女子短跑的接班人——賀祖芬》(《中國青年報》1964.9.16),趙樹理為農民讀者選編的他的小說集《下鄉集》等,我都寫出評論習作并先后送請老師審閱。這些稚嫩粗疏的評論,短的1000多字,長的近5000字,都得到老師耳提面命般的精批細改。甚至同學間彼此切磋、互相批改過的習作,例如冷相魯同學(曾任蒼山縣教委主任兼縣一中校長)批改過的我對小說《父子》寫的評論文章,老師照樣審閱,并對我的習作和相魯同學的批改提出客觀中肯的意見。正是在老師們高屋建瓴又明確具體的指導下,我逐步領悟到作品評論文章寫作的個中三昧,提高了自己對通訊、散文、小說等記敘類作品的審美鑒賞和價值評判能力。
  寫作指導課老師教給我們的,還不止如何寫文章,如何用書面語言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思想主張,參與社會生活。為了使自己的習作在構思立意和錘煉語言上有所進步,我研讀寫作課“讀寫范文”中《薔薇》《紅頭繩》等袖珍范例,練寫了幾篇不同形式的千字內短文。在送交老師審閱指導的那篇600字的雜感《鍛煉》一文的后面,沉靜、儒雅的林渭庭老師,用飄逸有度、圓轉自如的筆勢寫了如下一段話:
  文意簡潔。結尾稍顯急促了些,大可發揮一二。看完本文,也使我想到,大事情固然馬虎不得,就是日常生活的小事情,也一樣可以從革命利益的高度去嚴格要求自己才對。俗話說,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愿共勉之。
  這段簡要、從容又不乏文氣的評語里,指明了《鍛煉》一文的所長所短及修改方向;更讓我心動的是,林老師在和學生進行心貼心的“共勉”話語中,給予我的為學修己的精神溫潤和“教書育人”的智慧啟迪、行為指引。“誨人不倦”的老師們,在教我們作文,也是在教我們做人——他們是課上課下,言傳身教,春雨清風,“以文化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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